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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我的刷卡機

我的刷卡機

一邊是巨大的市場，另一邊是重重門檻，這就是無現金支付所面臨的環境

在北京一家快餐店內，一名顧客使用 Apple Pay 支付服務購買食品

2017年4月2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提到，要重點針對金融市場和互聯網金融開展全面摸排和查處。

近年來，隨著互聯網金融創新進程加快，在提供給消費者方便的同時，也產生了不少灰色地帶。而在第三方支付行業，一些公司不斷挑戰紅線，有的把利潤完全建立在用戶備付金利息之上，有的把支付牌照價格炒上天，還有的直接“套碼”、“套現”違規操作，甚至對接不法“二清”機構，最后被攜款跑路。

截至2017年1月，央行共清理出239家無證即非法從事支付業務的機構。

截至2017年5月中旬，央行正式注銷的支付機構名單已達10家。

除了“紅牌”罰下場，對支付機構的罰款單頻現，幾乎所有大中小型支付機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罰款處罰。

而這，只是無現金支付在漫長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其中一道門檻。

銀行

對唐彬而言，故事從2003年8月開始。那年，第三方支付還是個新鮮事物，他創立了易寶支付。

“當時的金融系統和技術還不發達，銀行后臺與企業之間資金流動的對接都還不是很暢通，支付很不方便。”唐彬告訴本刊記者。

于是，出現了一些專門做支付網關的機構，它們把銀行后臺對接好，再接入商戶，成為一種新模式。

第三方支付機構像一個中介，搭起了銀行和商戶之間更為方便的橋梁。這一期間，包括網銀在線、快錢、拉卡拉、匯付天下等一批支付機構紛紛成立。

在線下，收單分為ATM機和POS機兩種，而支付機構只能通過POS機完成收單業務。因此爭搶商戶和用戶、全面布局POS機，成為不少支付機構的重中之重。

根據央行支付體系歷年運行總體情況數據統計，全國聯網POS終端保有量在2008年已達184.5萬臺，創下最高增長率56.2%。

而這一局面，隨著線上收單業務的興起，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。

2004年12月，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支付寶成立。螞蟻金服商學院副院長朱紅軍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，“支付寶作為一個擔保交易平臺，創造性地解決了電商業務中無現金交易的信用和安全問題。”

這恰恰也是銀行留下的機會。

從技術上來說，當時使用網上銀行轉賬，還需要在電腦上插入一個形似U盤的數字認證工具，較為落后；而從規模上來說，為個人用戶服務的擔保業務對銀行業來說微不足道。

2016年，花旗銀行對Fin Tech（即financial technique，金融科技）帶給銀行業的沖擊做了一份研究報告：預計2015~2025年間，銀行雇員將減少30%；而個人貸款、中小企業貸款、移動支付和財富管理將是首當其沖受到影響的業務。

上述報告中還提到，第三方支付公司比銀行的優勢在于：其將支付當作是接觸用戶的一個入口，這有助于它們日后向其提供更多金融服務，比如“存款”和財富管理服務、借貸服務及網絡銀行服務。而單單支付這一活動就能積累大量有價值的用戶交易數據。

盈利

2011年5月，央行公布了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名單，包括支付寶、財付通、中國銀聯、易寶支付、網銀在線等27家公司。

這時候，已基本形成了以支付寶、財付通為代表的用戶黏性平臺，和其他支付機構的開放式平臺兩大陣營。

唐彬透露，彼時每產生一次刷卡交易會收取交易金額約1%～2%的手續費，通常這筆手續費按照發卡銀行、收單機構、銀聯7:2:1的比例分成，而支付機構主要參與的就是這兩成的收單機構手續費分成。

這顯然是個“走量”的長尾生意。一個典型的表現是，全國聯網POS終端保有量一直以40%以上的速度增長。截至2016年末，這一數字達到了2453.50萬臺。以拉卡拉為代表的支付機構，甚至推出了手機刷卡器，借此撬動普通消費者使用手機進行刷卡的新市場。

而在市場增長的同時，支付機構還需面臨另一壓力——央行不斷降低的刷卡費率。

央行降低刷卡費率的邏輯，不僅僅是為促進銀行卡產業和市場的發展，也是為了進一步降低商戶經營成本，改善商戶經營環境，進而擴大消費，促進商貿流通。其效果也很明顯：銀行卡滲透率由2001年的2.7%上升到2016年的48.47%。

從2003年至今，央行兩次下調刷卡費率：2013年2月首次下調，實行政府固定發卡轉接收益，指導收單收益，總體下調幅度在23%～24%；2016年9月，央行再次下調刷卡費率，其中餐飲娛樂業的刷卡手續費費率降幅超過一半，經央行初步測算，政策實施后各類商戶合計每年可減少刷卡手續費支出約74億元。

這進一步稀釋了支付行業的利潤。

“目前支付機構平均下來能從商戶那兒拿到千分之六的手續費，同時需要給銀行千分之二的通道費，相當于千分之四的利潤。幾乎可以說，在255家擁有牌照的支付機構中，實現盈利的不超過50家。”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鷂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。

也有業內人士判斷，支付平臺上的交易規模必須超過千億元，才能盈利。以此推算，據不完全統計，這樣的公司可能遠不足50家。

“一千億可能還不夠，如果是一般的通用模式，靠利潤很薄的線下收單業務，我估計還很難持平。”唐彬告訴本刊記者，這令他確信易寶支付選擇的行業模式是對的。

“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占據了絕大部分行業份額，他們通過用戶迅速占領了市場，其余支付機構也只能夾縫中求生存。我們做的是垂直的2B模式，可以為客戶實現分賬、資金歸集、供應鏈金融等服務。”他說。

“其實，對于大平臺來說，其流量還會帶來廣告等其他方面的收入，有很大的想象空間。”趙鷂告訴本刊記者。

牌照

2016年8月，央行宣布，首批拿到支付牌照的27家公司支付牌照得到又一個5年的延期。

根據中國支付清算協會于2017年4月26日發布的《中國支付清算行業運行報告（2017）》，目前擁有央行發放支付牌照的機構共有255家。

央行副行長范一飛曾向媒體披露，截至2017年1月，全國共清理出239家無證即非法從事支付業務機構，“支付市場供給和需求有一些失衡，供大于求的情況比較嚴重，行業存在過度競爭。”

央行對支付牌照的嚴格控制，使得支付牌照成為新的稀缺資源，引發各大企業對支付牌照的爭搶。因為規定無法進行牌照轉讓，他們通過收購支付機構大部分股權，間接獲得支付牌照。

2015 年 1 月，萬達耗資 3.15 億美元收購快錢 68.7%股權；2016年1月，海立美達以30.4億元收購支付公司聯動優勢；2016年8月，恒大完成對支付公司廣西集付通的收購；同月，美的集團以3億元參股支付公司神州通付，獲得牌照；2016年12月，綠地集團參股支付公司山東電子商務，完成收購。

“為什么大家都想進入到支付這個行業？一方面，某種程度上存在互聯網金融泡沫，另一方面，大企業的確有錢，那就必須用起來。支付作為一個基礎設施，還是值得投資的。”趙鷂評論說。

唐彬也常被問易寶支付是否出售，有次，他的部下甚至在公司樓道間，碰到一個陌生人問：“易寶5億元賣不賣？”盡管賺快錢極具誘惑力，但唐彬都拒絕了，他認為支付行業的前景還很廣闊。

亂象

2016年8月起，央行集中對存在“二清”的支付機構進行了處罰。

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告訴本刊記者，因為“二清”機構手上掌握更多的本地商戶資源，支付機構傾向于把地推工作留給“二清”機構做，這是行業內“幾乎普遍存在”的市場亂象。

上述人士認為，商戶和支付機構并沒有真正碰面，資金通過“二清”機構在流轉，這會造成一個巨大的風險，因為支付機構要先把錢結給“二清”機構，然后“二清”機構再把錢結給商戶，這中間有個時間差，一些“二清”機構就截款跑路了。

趙鷂也觀察到，不管是支付機構，還是監管部門，對于“二清”機構都缺乏有效的監管方法，再加上相關法律不完善，“二清”機構甚至可以低成本地“為所欲為”，發生問題后只能由支付機構兜底埋單。

“如果銀行把網點外包出去的話，是不是會發展得更快？但是為什么銀行不能把網點外包出去？因為它要履行反洗錢和反恐怖主義融資這種基本的法律義務，要識別客戶。難道支付機構就不需要這么做嗎？”趙鷂表示。

“二清”亂象只是支付行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典型。

事實上，以金融的嚴標準要求追求規模效益的互聯網平臺企業，這個過程充滿痛苦，幾乎行業內的所有企業都要付出代價。易寶支付、銀聯商務、錢袋寶、拉卡拉，甚至連一向謹慎的支付寶和財付通，都被罰過。

“我們已經積極整改，堅決不與‘二清’機構合作，同時加強內部管理，把前段營銷團隊的業績導向，調整為更為長遠的、全局性的導向，不能因短期利益損害長期利益。”唐彬告訴本刊記者。

如今，“支付老兵”唐彬變得更加小心翼翼。處在一個日息萬變的行業之中，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市場與監管、市場內部不同角色之間的角力。

“我們的出發點一定是符合監管。我們與巨頭也是合作關系，但與此同時，我們也應該看到巨頭們實質上已經是‘銀行+支付’了，除了做支付，還經營著跨行清算業務，這和普通只做支付業務的公司完全不一樣。銀行得按銀行監管，支付按支付監管，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公平。”唐彬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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